为政惟在亲民，为政惟在得人

    我国古代典籍，浩如烟海，博大精深，既饱含了华夏先贤的无穷智慧，又记载了炎黄子孙的光辉业绩。其中，尤不乏治国安邦、处理政事的真知灼见和深刻论述，比如，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《贞观政要》等。

    “人伦之纪备矣，军国之政存焉”的《贞观政要》，虽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“治国安邦”方略之大成的典籍，也难以避免对封建帝王的溢美之俗及历史的某些局限，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希望国家稳定发展、长治久安及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，即使在今天看来，也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。

    为政之要几许，为官之道何也？以笔者之见，首要者当属为政惟在亲民，为政惟在得人。

    先说为政惟在亲民。我国流传的古训是：“民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贞观之初，唐太宗就明确提出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若损百姓以奉自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也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”魏征在向唐太宗的上疏中也有类似的话：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”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”由此及彼，借古鉴今，我们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，实则是民本、亲民的思想。特别是旗帜鲜明地提出“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”，其核心和出发点也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因此，只有真正树立“亲民”的思想，才能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了解实际，体恤民情；才能求真务实，真抓实干；才能廉洁自律，勤政为民，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切实体现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；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，情为民所系，利为民所谋。

    再说为政惟在得人。倘使一个社会“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；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”（《楚辞•卜居》），那么，即是这个社会的悲哀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，唐太宗一再强调：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，”“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。”所谓“贞观之治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推行“任贤政治”的结果。比如，唐太宗极为信用的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等八位贤臣，他们文武兼备，忠良可鉴，出将入相，殚尽竭虑，勤政奉职，尽心用力，无不竭诚社稷之计，为当时创造一代盛世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其中，虽然有的曾是秦王府中的旧人，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，有的出身低微。但唐太宗不计前嫌，不分贵贱，慧眼独具，选贤任能，信赖有加，以成帝业，足见其胸襟和器识。再比如，一身正气、刚直不阿的魏征，为使唐太宗深谋远虑，治国安邦，不做错事，常常是不徇私情，直言不讳，慷慨陈词，犯颜直谏，但仍深得唐太宗信任重用。魏征死后，太宗亲自到其灵柩前痛哭，为之撰写碑文。后来，还常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艰险，玄龄之功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谠，安国利人，成我今日功业，为天下所称者，惟魏征而已。”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，遂亡一镜矣！”所以，为政惟在得人，是推行一切政务和重要举措得以顺利实施的最关键的问题。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要弊绝风清，事业有成，国家繁荣富强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就必须求贤若渴，选准人才，用好人事，唯得才兼备的忠良之士是举，力戒任人唯亲、唯“关系”是举的弊端。特别是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今天，要放宽视野，广揽人才，而不能一叶障目，仅限一隅；要大胆重用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策原则性及开拓精神的人，而不能惟求其才，不顾其行；要能用人之所长，避其所短，而不能一味求全责备；要用作风正派、秉公办事的人，而不能用那些不辨是非、丧失原则、不干实事，却专事逢迎拍马谄媚之流；要用真抓实干、锐意创业的人，而不能用那些只图虚名浮利、苟且钻营的人。

    总之，国家兴盛，人才为本，由此，政以才治，业以才兴，事以才成。

博达监理公司总经理